提及广货，我们眼前首先浮现的往往是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事实上，广货不仅是物质实体，还是底蕴深厚的文化富矿，悄然编织着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互鉴历史长卷。

在广州“十三行”时期，广货搭乘航船，跨越茫茫重洋。其中，外销画、外销瓷与外销扇不仅仅是商业贸易的主角，还是文化传播的先锋，以独具特色的 “混合型艺术形态”，生动地描绘着跨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从全球的宏大视野审视，广货出海绝非简单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一场市场活力、审美理念与技术智慧相互交融的文明互鉴盛宴。在此进程中，西方透过广货得以窥探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而中国传统工艺也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如今，广货再次扬起远航的风帆，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如何让广货既能精准对接海外市场的多元需求，又能如同文化的使者，将中国文化、岭南文化的璀璨星光播撒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吧，让我们一同踏上探寻之旅，揭开广货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文明密码，领略商贸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广货出海与文明互鉴

——以“十三行”时期外销画、外销瓷、外销扇为例

崔艳秋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山英才计划”宣传文化领域社科理论界特聘人才）

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版图上，广东始终是一块最为醒目的地标。西汉时期，广东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18—19世纪的广州“十三行”时期，在“一口通商”体制下，广州成为中西贸易往来的唯一合法口岸，也由此构成早期全球化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大量广货经由十三行出口至欧洲与美洲，万国商船云集的广州不仅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大量外销艺术品在广州加工制造并走向世界，其中外销画、外销瓷与外销扇尤具代表性。这些商品不仅是商业交换的物质成果，更是跨文明互动的文化载体。

△ 1840年代黄埔锚地油画，描绘万国商船云集广州港景象

从全球史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广货出海并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审美互动与技术交流中形成的文明互鉴过程。本文以外销画、外销瓷与外销扇为例，探讨十三行时期广货如何在市场需求与文化调适中生成“混合型艺术形态”，并对中西文明交流产生深远影响。文章由此进一步探讨十三行时期外销品的成功经验对当下广货出海与中国文化出海的启示。

# 01

十三行时期外销品与“中国风”（Chinoiserie）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屈大均《广州竹枝词》

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实行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的唯一通道。十三行作为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官方与民间中介聚集地，成为东西方商品、信息、资本与人际网络的交汇点。

正是在这种频繁接触与需求协商中，外销商品逐渐发展出兼具东方工艺传统与西方审美需求的混合特征，涵盖装饰、绘画、园林和手工艺品，由此在18世纪的欧洲宫廷刮起“中国风”（Chinoiserie）。洛可可风格可被视为西方对中国艺术视觉资源的杂糅与再创造，体现了18世纪欧洲社会对东方审美与异域想像的热切追求，也是广货出海对中西方文明互鉴做出贡献的一个实例。

# 02

外销画：塑造欧洲的“中国想象”

当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在清朝宫廷将西方写实的绘画风格融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际，广州画匠为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采用西方的绘画技法、材料而绘制了有别于中西方传统审美的新式艺术品——“外销画”。

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们适应西洋主顾的要求，以油画、象牙细密画、玻璃画、水彩画、壁纸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创作。他们模仿西洋技法描绘中国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丝绸、茶叶、瓷器生产过程，在中式风景中画入西洋船舶、广州港口风光、外国客商肖像等。

中国清代外销画研究学者程存洁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盛行于18、19世纪的中国外销壁纸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卷轴画与西洋画的完美融合，是在欧洲洛可可风和中国风影响下的时代产物。现存于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清代广州田园风情壁纸画》反映了200多年前广州市井生活和经商场景。

△ 由两部分品拼合起来的《清代广州田园风情壁纸画》

外销画技法融合了中国工笔传统与西方透视、光影表现方式，体现出明显的跨体系特征。这种融合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市场互动的结果。西方买家希望获得具有“东方情调”却又符合自身视觉习惯的图像产品，因此催生了兼具写实与装饰性的绘画风格。外销画既是文明互鉴的媒介，也是跨文化再生产的产物。

# 03

外销瓷：烧瓷工艺的东风西渐与来样定制

外销瓷是指中国古代通过贸易形式销往国外或由外商来样订制的瓷器产品，其外销历史始于唐代。外商来样定制瓷器始于明代晚期，荷兰商人带木模到广州订制首批适合欧洲的瓷器，标志着大规模来样定制的开始。清代康熙、乾隆年间，随着广彩（广州彩瓷）的兴起，纹章瓷（带有欧洲贵族、都市或团体徽章的瓷器）的定制进入极盛时期。

广州彩瓷始于明代的广州三彩，到清代发展成五彩，并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当时的商人从景德镇运回白瓷，在广州绘上色彩鲜艳的图案，再烧制而成。外销瓷既保留青花、广彩等传统装饰元素，又吸收异域情调的西洋元素，深受欧美人士欢迎。与此同时，欧洲陶瓷工匠也广泛借鉴中国装饰元素，催生“中国风”（Chinoiserie）装饰潮流。

△ 清乾隆  广彩合家欢乐人物图盘

中国瓷器在烧制技术与材料控制方面长期领先欧洲。18世纪以前，欧洲尚未掌握成熟的硬质瓷制造工艺。对中国瓷器的研究与仿制，直接推动了迈森瓷、塞夫勒瓷以及英国骨瓷的发展。中国文化随瓷器贸易远播海外，西方的需求和审美为中国瓷器艺术注入新的内容，产生了许多全新的造型和纹样，这种技术互动构成文明互鉴的实质层面。

# 04

外销扇：日用器物与社会礼仪的跨文化流通

清代广州外销扇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材质多样，纹饰精美，有黑漆描金、象牙贴面、烧蓝、刺绣，集多种工艺于一扇，彩绘西洋园林、田园风光、树木花蝶，以其奢华精美的设计折服欧洲上层社会，在西方贵族中风靡一时，展现近代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折扇亦可个性化绘制，扇面上常结合中西文书、人物与景物，成为传播中国绘画与书法的一种渠道。这种商品形态反映出高度的文化适应能力：它既保持中国传统工艺优势，又融入西方题材与社会礼仪需求。

△ 西洋人物图纸面兽骨折扇 19世纪

在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扇子不仅是日常用品，更是社交礼仪与身份象征。外销扇的流行，使中国工艺进入欧洲贵族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象征异域品味的文化资本。从物质文化史视角看，外销扇体现了商品如何通过消费实践参与跨文明互动。

# 05

广货出海与中国文化出海的双向促进作用

综合外销画、外销瓷与外销扇的案例，可以发现十三行时期的广货出海是市场驱动型文化互动，实质上起到文化传播的功能。外国人由商品了解了中国人的审美、礼仪、风俗、生产、生活场景等。这种文化交流以商业需求为动力，而非官方文化外交。广州画师的“中国味西洋画”和郎世宁的“洋味中国画”，是文化杂糅和文明互鉴的结晶，彰显商贸与文化交流的双向促进作用。

 △ 意大利人郎世宁1715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开始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百骏图》是其平生百余作品中的杰作。

东方元素被吸纳进西方审美结构之中，它们成为一种风格资源，一种品味与身份的象征。消费者通过再使用、再展示（居家陈设、收藏、礼赠）对商品赋予更多文化内涵，由文化消费推动商品消费。

外商定制生产使得文化艺术品成为跨文化协商的结果，实现了双向影响机制：既影响欧洲装饰艺术与消费文化，也促使中国工艺进行适应性创新。在目标市场的适配性等方面，传统广货在商品生产与设计方面展现柔性适配能力，通过物质形式与符号再造（图像、纹饰、题材的重构）在“第三空间”产生了新的混合意义，推动了跨文化风格混杂（hybridity）的形成，实现了产品创新。比如，欧洲瓷器厂广泛仿制“青花风格”“广彩装饰”，甚至直接复制中国图样。这种模仿并非完全复制，而是在本土审美体系中加以改造，形成 “欧式中国风”。

展望当下广货出海，以闻名世界的中山灯饰为例，融合中国元素与他国文化元素的创新，有助于提升广货品牌的品牌辨识度和附加价值。

艺术是沉默的文化大使。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不同文明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在物质交换与审美互动中不断重构自身。如今，广货扬帆出海，当以文化为强劲赋能，将实用性、文化特性与艺术性融入商品肌理，以文化消费促进商品消费。通过适配海外市场需求与文化特色，实现产品创新，在满足海外市场需求的同时，保留并转化中国传统工艺与视觉语言，使商品具有跨文明特征的艺术形态。

商品出海与文化出海仿若双生羽翼，相辅相成。广货出海，绝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逐浪前行，更是文明互鉴舞台上的精彩跃动。相信承载着独特文化特制的广货能够在世界经济与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凭借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点亮文明互鉴之光，为构建多元共生、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经济新秩序贡献力量。